1959年的秋天，18岁的我带着梦想和对大兴安岭的向往，与几个同乡来到始建的得耳布尔林业局。那年月，村里闹饥荒，家中几口人忙碌一年，可吃的饭还是清汤寡水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得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正在开发建设。我与家人商量要来林区，长辈们都不同意，说宁可穷，也不出去卖命。几经商量，家中主事的同意我试着干一干，不行马上回来。就这样，我与乡邻的几个年轻人，带上家里亲戚凑的31元钱，乘火车北上。

       到了得耳布尔后，在有关人员的组织下，我们一伙人徒步来到林业局所在地。一个只有30平方米的帐篷，也就是林业局的办公场所。另有三顶帐篷，外面停放着几辆全新的马车。中午林业局为我们每人定量两碗高粱米饭，在那时已经是上等的招待了。大家三下五除二，两碗米饭吃光了。

       因为我年龄偏小，被安排做辅助工，为队部的伙房拉水。上秋了，天冷得比家乡早，我驾着马车到东边的小河，用小水桶将灌好的水倾入马车的大水桶之中，往返在小河与队部之间。夏秋的河水，冬春的冰。当时我只有一张被子，睡觉时要在两位同乡褥子的夹缝处睡。虽然工作辛苦、生活环境差，但我不说一声苦，不喊一句累。坚持了一个月，工资发了下来，二级工标准38元钱。我用第一个月的工资，为自己添了一张褥子，还托人买的棉花、布料。一有机会我就跟随伐木工用“大肚子锯”伐木头。我凭借一股钻劲，不讲条件，不计报酬，硬是学会了伐木技术，成为东方红老二队的伐木工。伙食定量由每月28斤增加到每月53斤，定为五级工，一个月工资100多元。这时3位同乡找到我，说这里的天气太冷，手脚都冻了，活太累、太危险，饭也吃不饱，十分想家。可我不想走，最后3位同乡返乡了。我认为，虽然条件艰苦，但林业局才起步，以后会好的。我嘱咐同乡回家后不要跟家人说这儿的艰苦，就说我在林区挺好的，有吃有住，还给家人捎去了积蓄的185元钱。

       一晃到了1970年，林业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我也成了东方红拖拉机驾驶员。我的信条就是要扎根林区、献身林区，为国家建设作贡献。

       无论春夏，还是秋冬，我早上顶星光而出，夜晚带月光而归。每天十二三个小时的工作量，每个月都超额完成任务，而且耗油、耗材低，故障率也在同行中最少。有一次拖拉机大灯被树木弹碎了，为了不耽误生产任务，我就到队部要了一个提灯，让副驾驶员驾车，自己顶着星月，举着灯引路。到了吃饭时，副班驾驶员才发现我的脸上和手上被枝条抽打出的一条条红道子。我说：“好好干活，宁让身受苦，不能受批评。”就这样每个月下来，我的包车组在全队名列前茅。

       由于积极肯干，思想进步，技术过硬，林场推荐我到林业局参加第一批汽车驾驶员学习班。1975年11月，我开上“解放牌”汽车，踏上了运输木材之路。我不仅是开车的能手，还是修车的好手，到现在还有人找我检修和排查车辆故障。这一行我一干就是16个年头，大队曾为我评出三个第一：运材量第一、机车零故障第一、节约的油脂材料第一。曾连续几年被林业局评为“先进个人”，还被评为林管局级“劳动模范”。我把奖状一张一张贴到家里的墙上。

       1995年，我退休了。我十分满意现在的生活，冬天出门穿上时髦的羽绒服，夏季是舒适的休闲装，到街上转转，买一壶老酒，就着小菜，慢慢细酌，不亦快哉。更令我兴奋的是告别住了38年的板夹泥房屋，迁入棚户区改造的新砖房。我是千千万万务林人的缩影，是党的惠民政策，让和我一样的林区老工人拥有幸福的晚年生活。(冯海富 口述 刘利 整理)